一張地圖串聯起中國污染治理的變遷。

10多年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作為中國污染治理的觀察者，用一張地圖，為環保各方搭建起一個溝通的橋梁。

2006年，馬軍創辦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想要開發一些有利于信息公開、公眾參與的項目。污染地圖就在那時成型：散落在全國各地的受處罰的污染企業信息被匯集到一張可以隨時查看的地圖里。

但彼時，環境信息公開的程度還比較有限，有的出于社會影響，有的考慮到當時監測的主要是大型企業，這些企業通常是地方經濟的支柱，一旦把負面環境信息放到陽光下，一些“特殊照顧”便難再開展。

治污的堅定態度在數據中顯現出來。馬軍介紹，第一年，污染地圖只能收集不到2000條的記錄，之后一直緩慢增長。污染防治攻堅戰打響，監測發布進入快車道。

特別在2015年中央環保督察啟動后，更是有了爆發式增長。截至2021年4月，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收集的違規記錄突破了200萬條。

在馬軍看來，環保方面的監測數據大規模地實施公開，體現了中國向污染宣戰的政治決心。

大氣污染治理需要社會廣泛參與。在擔任生態環境部“特邀觀察員”時，馬軍曾在河北旅途中偶遇一條流淌著黑水的河流，于是他下到河邊，通過蔚藍地圖App拍照上傳，并分享到微博。當天晚上，就收到縣環境分局官微回復：縣委、縣政府高度關注，此前已對涉事公司嚴肅處理，對兩名干部追責問責，對受污染的河水回抽處理。

地圖App中專門開辟了公眾發聲的渠道，大大激發公眾對于環保的熱情。馬軍記得，2015年發布的“水十條”，提到了大家格外關心的黑臭水體整治。基于地圖App，公眾不但可以便捷獲取信息，而且方便一鍵轉發微博，他們可以拍照、質疑，還可以@當地的官微進行“微舉報”。

這樣基于數據的社會監督，促進公眾、企業和地方環境部門形成良性的互動。例如，2014年山東一家大型上市鋼企的在線監測數據顯示，污染物常常連續超標，有時甚至在10倍以上。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致電該企業未能得到回應，但是當地居民和環保組織不斷地通過微博舉報，最終當地環境部門要求該企業關停落后產能。僅僅3臺豎爐關停就減排二氧化硫2615噸，氮氧化物196噸，粉塵405噸。

這讓排污企業和監管者的關系理得更順了。馬軍了解到，一些企業的行政級別甚至高于當地的環保部門，監管受此掣肘，但借由群眾多次舉報，環保部門可以敲開企業大門，敦促其整改并公開說明。

越來越多的企業也由最初的不理解，逐漸意識到，信息公開對自己是有幫助的。有企業負責人曾表示，使用這些數據去管理供應商并沒有增加成本，反而是幫助他們識別了上游哪些企業存在風險，在秋冬季限停產過程中，可以更好地維持高效運行的平穩供應鏈。

這些年來，馬軍見證了環境信息公開所取得的歷史性進步。2020年12月30日，中央深改委審議通過《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將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確定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基礎性內容”。

據此，生態環境部于2022年2月頒行《企業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辦法》，建議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關注，推動建立企業自律、管理有效、監督嚴格、支撐有力的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

如今的地圖App里，匯總了超過4000個空氣質量監測的站點，近兩萬個與水質相關的監測站點，包括土壤監測重點污染源的站點。

2015年，馬軍將“污染地圖”更名為“蔚藍地圖”。那一年，除大氣污染物之外，更多環境信息數據被公開。他說，這不僅是信息的升級，也是讓這代表藍天的顏色給更多的人帶來希望，讓越來越多的公眾參與到環保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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